郭齐勇:儒学历经四个阶段 即将迎来大发展

2015-10-11 18:07| 发布者: admin| 查看: 2131| 评论: 0|原作者: 郭齐勇

摘要: 孔子 有关儒学发展史的分期,见仁见智。我的看法是,儒学经历了四个时期,即四个大的历史阶段。这与我有关整个中国哲学史的分期有关(请详见郭齐勇编著:《中国哲学史》之《导言》,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)。儒学 ...


 

十三经注疏

唐代的经史之学,均盛在唐代初期,系承接魏晋南北朝人的遗产而来。也就是说,隋唐出现的儒学盛运,早在南北朝晚期已培育好了,只不过是此时结下了果实。唐代经学最著名的有陆德明的《经典释文》,孔颖达等的《五经正义》。尤其是《五经正义》乃经学上的一大结集,后来在此基础上陆续增为《十三经注疏》。至于史学方面的著述,如《晋书》、《梁书》、《陈书》、《北齐书》、《周书》、《南史》、《北史》、《隋书》等均为唐初所撰,但主要也多是承袭南北朝人的遗绪。唐代儒学的新贡献,在于能把儒学与文学汇合,从此在经史之学以外,儒学范围内又包进了文学一门。儒学发展到唐代,先后包容了经、史、子、集之学,为宋代以后儒学进入综汇期打下了基础。

(隋)展子虔《授经图》

在整个第二阶段,“天人性命”之学得以深化和扩大。在儒释道三教碰撞、融合的过程中,在超越的终极归宿与俗世生活的张力下,安身立命的问题更为凸显。各种各色的身心、才性与修养问题的讨论颇为热烈。在此一时期,人如何超越现世而又不脱离现世的问题成为中心问题。汉代之“天人感应”中的人的生存,生死神形问题与人性问题;魏晋之有无、本末、体用、一多、名教与自然、言意之辨;凡此种种,都是围绕着人的精神超越与现世生存(圣与凡)这一中心问题而展开的。这一时期的儒学,由于佛教的传入,在人的心、性、情、才与认知结构,人与世界的多重关系,个体自我的神圣完满性,能动的主体与重重无尽的世界的关系,顿悟、直觉、创造思维的爆发力,以及超越意境的追求等等方面的体认或研究,都比先秦哲学更为精深。

第三阶段的儒学综通两汉、魏晋南北朝下迄隋唐经史文学,或以儒统摄经史子集之学,经史子集之学包容在儒学范围内。北宋诸儒,如胡瑗、孙复、石介、徐积、范仲淹等具有综汇的特点。他们都能在教育师道、经史文学诸方面兼通汇合,创造出儒学发展史上的一番新气象。他们学问的路向虽有差别,但不超过经史文学范围,只是侧重点不同而已。如王安石偏重经学,司马光偏重史学,欧阳修偏重文学等等。其中不少人在政治上颇有作为。

朱熹

北宋又有一种新儒出现,如周敦颐、张载、程颢和程颐兄弟诸儒。钱穆认为,与上述综汇儒不同,他们都不大喜欢作诗文,似乎对文学颇为轻视,也不太注意史学。在经学方面,对两汉以后诸儒治经的功绩,他们都不重视,只看重心性修养工夫。他们所学所创,后人又称理学。就两汉以后的儒学大传统而言,宋代理学诸儒可以说是儒学中的别出派。到了南宋,朱子后起,儒学发生了又一次转变。朱熹是中国学术史上杰出的通儒,在这方面可以说是承续北宋欧阳修一派综汇之儒一脉而来。朱子之学,可以说是欲以综汇之功而完成其别出之大业者,即想使理学的别出回归于北宋综汇诸儒。以后儒学朱子一派得势,他们兼通经史文学,继续北宋综汇诸儒的思想。元代讲经史之学主要继承朱熹的思想,成就可观。朱子的《四书章句集注》自元代起成为科举必读之书。明代开国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都渊源于元代,好像隋唐的盛运渊源于南北朝一样。中国儒学在衰乱之世仍然能够守先待后,开启新的一代,显现出它的重要作用,这是中国文化与中国儒学的特殊伟大精神的作用。明儒有五经四书大全,正如唐初有《五经正义》。这是根据元代朱子学说传衍而来,此后也成为明代科举的教科书。明初过后,儒学不能急速进行新创造,经学不见蓬勃发展,史学方面对于新史的撰述也很少见。明代与唐代的兴趣多着眼于事功上。明代文学所倡导的是秦汉的文学,在诗的方面拟古主义盛行,他们没有把握到唐代杜甫、韩愈以后的儒学纳入了诗文这一趋势。论及理学,自然以王阳明为主。从陆象山到王阳明,工夫论上则易简再易简,易简得不能再易简了。最后发展到王学末流,明代的儒学与明代的政治一样终结了。

明末清初三大儒顾亭林、黄梨洲、王船山,都又走上经史文学兼通并重即北宋综汇诸儒之路,成为一代博通大儒。这三个人中,顾亭林大体本程朱,主要是朱熹路向;王船山在理学方面虽然有不同程朱而尊张载之处,但为学路向还是朱子遗统;黄宗羲宗王阳明,但他的学术与王船山、顾亭林一样,主张多读书,博通经史,注重文学。他们三人大同小异,与北宋综汇儒属一路。当时儒学贡献是多方面的。如史学方面:其一,学术史与人物,清儒的碑传集,是一种新文体;其二,章学诚所提倡的方志学,这是历史中的地方史或社会史。在经学上,从顾亭林到乾嘉盛世的戴东原,此时经学之盛如日中天。但最先是由儒学治经学,其后则渐渐离开儒学而经学成为别出,又其后则渐渐离开经学而考据成为别出,这是清儒经学三大转变。宋代别出儒只尊孟子,此下即直接伊洛。清代别出之儒只尊六经,从许慎、郑玄以下直接清儒。到了晚清今文学公羊派,可谓登峰造极,在五经中只尊《春秋》,在三传中只尊《公羊》,可以说是别出中的别出了。

从总体上看,第三阶段的儒学,真正实现了儒释道三教的融合,特别是以历史实践证明最适合中国社会的儒家思想为主体的融合。宋元明清是“道学”或“理学”作为精神世界的时期(清代亦不例外)。其兴起,正是中国知识人面临政治、民族危机,特别是外来文化思想的严重挑战而产生的一种“文化自觉”。自韩愈开始,至宋初三先生、北宋五子直到南宋朱子,可以说是数代知识人“为天地立心,为生民立命,为往圣继绝学,为万世开太平”的过程,重塑了中国人的终极信念与价值系统,从高的层次与水平上回归中国人的精神源头,即回归《六经》《语》《孟》,周公孔子。朱子与同时代的学者(吕祖谦、陆氏兄弟、陈叶功利派等)间的辩论,朱子之后的阳明学及明代的心学、气学诸论,乃至清初大儒的反省等,尽管异彩纷呈,创见叠出,派系繁复,争论不休,然合而观之,其所同大于所异,深论细节千差万别,而总体上或先立乎其大者,却仍旧是环绕着一个中心而展开的,这个中心就是对佛道二教作内在性的批评、扬弃、消化,重建中国人自己的宇宙论与本体论,解决中国人的精神归宿问题(信念、信仰、终极性等等)及超越追求与现实关怀的关系问题。

理学重建了宇宙本体论和心性修养论,重建了道德形上学的体系。这一时期的儒学在中国哲学史上的最大贡献是抽象程度很高,不仅讨论宇宙自然的发生与发展,而且进一步讨论天地万物的根据、本原和普遍规律等形而上的问题,包括人的终极关怀的问题。“理”、“气”范畴是最基本的范畴。这两个范畴及“道”、“阴阳”、“太极”等范畴在先秦就有了,但只有在这时才形成为相互对应、相互联结的范畴体系,成为儒家形而上的宇宙本体论的核心范畴。在宋明理学中,最主要和最有影响的派别是以程颐、朱熹为重要代表的理学学派和以陆九渊、王阳明为重要代表的心学学派。理学在本体工夫论上主“性即理”的理本论以及由此“理”本论发展出的所谓“格物穷理”、“主敬涵养”、“变化气质”的工夫论,心学在本体工夫论上主“心即理”的心本论以及由此“心”本论发展出的“发明本心”的“易简工夫”。

第四阶段的儒学就不同了,所谓“现代”即相对于“前现代”而言,内容与形式与前三阶段的儒学有了很大的区别。它是在回应西方文明的挑战并与之对话中产生出来的。为救亡图存而产生的各种思潮,包括现当代儒学思潮,都在选择适合中国而又不脱离世界大势的道路。这一阶段的中心课题是普遍与特殊、传统与现代、东方与西方、人文与科技的问题。儒家尤在检讨、反省:什么是现代化的普遍之路及现代性的内涵;什么是中华人文精神中的普世价值;今天还需不需要形上、本体追求和现代人的安身立命之道?(本文原载:郭齐勇著《中国儒学之精神》,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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